良人不可赎,泫然沾我衣。
弹冠乘通津,但惧时我遗。
服勤尽岁月,常恐功愈微。
忠情谬获露,遂为君所私。
出则陪文舆,人必侍丹帷。
箴规响已从,计议初无亏。
一朝长逝后,愿言同此归。
厚恩固难忘,君命安可违!
临穴罔惟疑,投义志攸希。
荆棘笼高坟,黄鸟声正悲。
良人不可赎,泫然沾我衣。
译文及注释
译文
出仕为官居要职,只怕蹉跎好时光。
一年到头勤效力,常恐功绩不辉煌。
忠情偶尔得表现,于是得宠近君王。
出门陪同在车边,入宫服侍丹帷旁。
规劝之言即听取,建议从来不虚枉。
一旦君王长逝后,愿得一道把命亡。
君王恩厚难相忘,君命怎能敢违抗!
面临坟墓不犹豫,献身大义志所望。
草丛笼罩高坟墓,黄鸟啼鸣声悲伤。
三良性命不可救,泪水沾湿我衣裳。
注释
三良:指春秋时秦国子车氏的三个儿子:奄息、仲行、针虎。三人都是秦穆公的宠臣。穆公死,三人遵穆公遗嘱为之殉葬。
弹冠:弹去帽子上的灰尘,即整洁衣冠,指准备出仕为官。乘:驾驭,占据。通津:本指交通要道,这里指高官要职。《古诗十九首·今日良宴会》:“何不策高足,先据要路津。”
时我遗:即“时遗我”的倒装句,时不我待之意。我:指三良。
服勤:犹言服侍、效劳。《礼记·檀弓上》:“服勤至死。”孔颖达疏:“服勤者,谓服持勤苦劳辱之事。”尽岁月:一年到头。
功愈微:功劳甚小。愈:更加。
谬(miù):错误,这是作为臣子的自谦之词。获露:得到表现。
私:亲近,宠爱。
文舆(yú):华美的车子。这里指穆公所乘之车。
丹帷(wéi):红色的帷幕。这里指穆公寝居之所。
箴(zhēn)规:规谏劝戒。响已从:一发言就听从。
初无亏:从不拒绝或轻视。亏:枉为。
言:语助词,无意义。同此归:一道去死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之《征义》引应劭曰:“秦穆公与群臣饮,酒酣,公曰:‘生共此乐,死共此哀。’于是奄息、仲行、针虎许诺。及公薨(hōng),皆从死。”
“君命”句:《史记·秦本纪)载,秦穆公死,康公立,遵照穆公的遗嘱,杀了一百七十四人殉葬,秦大夫子车氏三于亦从殉,共“一百七十七人”。“君命安可违”即指此事。安,怎能。
“临穴”句:面对坟墓没有犹豫。罔(wǎng):无。惟:语助词,无意义。疑:犹疑,犹豫。《诗经·秦风·黄鸟》:“临其穴,惴惴其栗。”
投义:献身于大义。攸(yōu):所。希:愿。
“黄鸟”句:《诗经·秦风·黄鸟》:“交交黄鸟,止于棘。谁从穆公?子车奄息。维此奄息,百夫之特。临其穴,惴惴其栗。彼苍天者,歼我良人!如可赎兮,人百其身!”
不可赎:不能挽救赎回。语本《诗经·秦风·黄鸟》:“彼苍天者,歼我良人!如可赎兮,人百其身!”
泫(xuàn)然:伤心流泪的样子。《韩非子·外储说右上》:“公泫然出涕曰:’不亦悲乎!’”
创作背景
这首诗具体创作时间大致有两说:一说从这首诗的内容来看,当作于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(421年)之后不久,约在永初三年(422年),陶渊明五十八岁;一说约作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(414年),与《杂诗十二首》写作时间相近,陶渊明五十岁。
赏析
奄息、仲行、针虎三人合称“三良”,都是杰出的人才,他们为秦穆公殉葬,历代多有咏“三良”的诗文。《左传·文公六年》:“秦伯任好卒,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、仲行、针虎为殉,皆秦之良也。国人哀之,为之赋《黄鸟》。”《诗经·秦风·黄鸟》就是秦国人民为哀悼“三良”及一百七十多个无辜牺牲者而创作的,表示了对残暴统治者的控诉与谴责。陶渊明的这首诗,则完全称赞三良的行为,其目的显然不在咏史,而是借咏三良之事,表彰张袆不肯毒死零陵王而自饮毒酒先死的尽忠行为。
全诗可分五个层次,每四句为一层。前面三个层次描述了“三良”怎样由贪仕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誓愿追随君主于地下的,说“三良”终年殷勤服侍秦穆公,因而受到宠爱和信任,为了不忘厚恩,“三良”实践诺言,心甘情愿为秦穆公殉葬。第四层次赞颂了三良赴死的高义,这与陶渊明的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节义观是有关的。第五层次,诗人表达了《诗经·秦风·黄鸟》同样的悲悯。结尾说“泫然沾我衣”,其原因除了为三良的死而悲伤,为三良的忠情谬露(本不该流露,仕途险恶,伴君如伴虎)而遗憾外,恐怕更多的是对那惨绝人寰、灭绝人性时代的谴责,为良人的愚忠而悲哀。
从整体上看,作者是从仕途可畏这个角度来吟咏三良的。苏轼的《和陶咏三良》“仕宦岂不荣,有时缠忧悲。所以靖节翁,服此黔娄衣”最得此诗主旨。